自近现代以来，西方人提出了四样影响人类历史发展最为深远的政治学发明。第一个即是主权国家，它诞生于1648年的欧洲三十年战争以及在此之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他使得国家之间的外交与疆界被基于国际法之形式而受到法律性的认可。第二个即是民族主义，它诞生于拿破仑战争前后，并见证了拿破仑将王冠待在头顶而非教皇之手，成为了法国人自己的皇帝而非其他的欧洲贵族或者君主。他使得国家的民众基于“想象的共同体”而成为一个国族下的集体，并演化为民族国家的阶段。第三个即是共产主义，它诞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他将剩余价值理论 资本主义总崩溃 无产阶级专政等指导具象化，并在20世纪达到顶点后已经逐渐式微。第四个即是帝国主义。在本文中，笔者我将来论述新帝国主义是如何成为并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的顶点，并深刻影响我们的今天以及未来。
在1850年以前，古典资本主义正逐渐趋于成熟。彼时的世界也处在维多利亚时代之后的大变革中，自由贸易与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尚在大行其道。与此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越来越迫切的核心矛盾——生产过剩的问题接踵而来。在古典资本主义中，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实现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积累，就必然也只能通过三条道路：殖民扩张 殖民掠夺与工农业剪刀差。在英国，由于对羊毛的需求，大量的贵族和地主霸占了农民的土地来养羊，使得无家可归的破产流浪汉农民进入了工厂中，成为了流水线的一员。这即是著名的圈地运动，也正是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来实现资本的积累。而在美国，大量的殖民者为了探求西部地区的海量财富与矿藏。前往淘金，开始了西进运动。但事物总有曲折之时，随着瓜分非洲逐渐进入尾声与德意志 意大利的统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资本主义列强已经无力再通过殖民扩张 殖民掠夺与工农业剪刀差三者再进行资本主义的积累了。于是，古典资本主义开始迎来了他不可避免的矛盾，世界的洗牌也由此开始了。
列宁将帝国主义描述为“资本主义的最终阶段”，并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必然。于是，帝国主义开始了他在19世纪后半段的辉煌时代，一个个殖民地在帝国的火炮轰鸣中被建成，并将财富源源不断的送来，给殖民地们带来“文明开化的福音”。他成为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最终道路，使得资本主义以世界霸权的形式建立出大资本联合和国际对抗。最终，在20世纪两次危险的世界大战中，以开辟殖民地和“钢铁与大炮”武力征服式的帝国主义迎来了他的末路，人类也从殖民帝国时代转变为意识形态交锋的新时代。
1848年，马克思发表了影响后世百年的共产党宣言，他大言不惭地说到，哪怕东伦敦最贫苦的工人，一想到大英帝国的辉煌，也会骄傲的挺起胸膛。然而他刻意忽略了一个事实：彼时伦敦的工人薪资水平远高于其他欧洲国家，所以他们挺起胸膛，本就是应该且合理的。在随后的时光中，随着后冷战时代以来反殖民主义的出现与西方工人运动的日益成熟，社会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发展，合作与平等化取代了斗争。在此过程中，欧洲与日本走向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通过议会斗争 工会运动与改良社会主义，来达成通向共产主义的最终桥梁。而在美国与英国，里根与撒切尔却选择了新自由主义——这是一种提倡自由资本主义与私有化的模式，并主张政府削除和减少除必要开支和部分公共事业的其他开支。于是，基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也一直走在繁荣道路上，西方世界的工人与左翼也心安理得的选择了满足现状。
如果说，过去19世纪的旧的帝国主义，是服务于殖民掠夺和资本扩张的选择，那么21世纪的新帝国主义，即是列强国家对弱国的基于政治 经济乃至文化的多重扩张与“再征服”，他将不再是军事和武力性的，而是基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最终结果。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个寂静。它似乎警醒着人们，安逸永远只能是一时。在东方，中国正在急不可耐的飞速攀升，实现了30年时间GDP增长29.76倍的奇迹。而在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顶点，美国的GDP增速却是主要发达国家中最快的。在第四次信息技术革命中，全世界的前二十互联网产业中，十个在美国，另外十个在中国，而欧洲和日本却一个没有；在世界主要高端制造业中，欧洲和日本也在不断丧失着原本的优势。显然，对于欧洲和日本来说，他们享受社会红利的普通劳工和中国的劳工是零和博弈的关系——因为产业的竞争，而造就的国际分工体系的竞争，欧洲的无产阶级显然也不会去和时刻和他们竞争的中国劳工互称无产阶级好兄弟。如果说2016年中国的一带一路，最核心之处是希望通过输出生产过剩的产品和基础建设来对亚洲和非洲穷国的经济殖民，那么中美贸易战更是新帝国主义竞争的开始。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根本矛盾已经演变为大资本家与红色贵族之间的矛盾，而这也将是威权资本主义的末路。也许再过数年，我们都将看到第二次冷战的到来，以及一个新帝国主义 自由资本主义 有限民主且保守自由主义的中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的新两极世界。
从欧洲难民危机，到日元贬值 法国大革命2.0 AI革命在美国的爆发 特朗普的胜选 欧洲关税抬升 中国在新能源汽车 电子支付 无人驾驶的大幅进步，新帝国主义正以翻天覆地的姿态，冲击着这个世界。在现代资本主义下，由于解决生产过剩方式的多样，生产过剩作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危机的破坏力正在被逐步地遏止，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下的产业升级与进步却反而成为了一种阻力。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在过去，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和相关产业技术并不先进，可能占据了世界骑车产业份额的20%，而中国的汽车工人也许是每天996且只有月薪三千RMB的。而到今天，假如因为新能源技术的出现实现了汽车制造的升级，那么它就会占据世界汽车产业份额的40%，而由于中国通过“有形的手”压低了劳工成本，中国劳工也许就会变成月薪四千RMB。尽管这样看，中国的贫富差距客观上被拉大了，中国的资本家获得了更多但工人拿的更少，但是中国的工人由于诉求更小和较低的社会能量，使得中国的资本家能更加“肆无忌惮”的推动新技术乃至运用新技术的扩大再生产，而这放在传统欧洲国家是阻力非常巨大的——因为新技术使用导致成本抬升和大量失业者最终造成工会与罢工者的反对造就游行与利润的降低，最终使得新技术的推行难以为继。两百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描述中国时，他是这样描述的“当未来有一天，欧洲的资本家和贵族们因为无产阶级革命而逃亡时，他们会来到遥远的东方，然后他们抬头时，会惊讶的看到上面赫然写着：中华共和国，平等自由博爱”，在马克思看来，中国显然是未来资本主义世界的顶点。但或许马克思没有想到的是，两百年后的今天，在欧洲的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灯塔下，无产阶级和工人农民们正惊恐且害怕的看着一个这样的庞然大物：他的左手拿着华为 比亚迪等红色资本，右手拿着一把巨型左轮，身后是处在无休止工作中的河南农民工 东莞和深圳的流水线工人 上海的外卖员组成的累累白骨，正一步一步地走来，就如同1840年的英国人来到中国那样，要将世界砸碎。
20世纪末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红色余晖已经日渐黄昏，属于民族主义与新帝国主义的白太阳即将冉冉升起。左翼乃至全世界的泛左正在这场挑战中退场，在这个紧张却又充满变数的21世纪，是无产阶级的胜利，是新帝国主义的时代，亦或是社会主义改良的新道路？我们敬请期待。

在前段时间，我与隔壁steam群组Shanghai Community的群主（芙兰头像那位）辩论了一番。而在意识形态光谱的问题上时，他本人却对除了先锋队无产阶级专政模式以外的任何模式和意识形态都极为不屑一顾，甚至认为广义的自由派是无意义的。这让我颇为不满。因此，鄙人写下这篇文章，来说说为什么我认为国内的左翼不应该至少不反对和敌视泛自由派群体。

那么现在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说今天中共执政的中国真取代了美国成为世界老大，那么我认为全世界的左翼除了毛左和安康其他绝大部分都会陷入低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是现阶段的中共获胜，那么就会说明威权资本主义只需要技术进步而不需要转型自由资本主义或者进行社会主义改良就能实现成功，并且中共的成功是因为对劳工群体足够极致的压榨和通过行政手段实现的低人权优势（通过有型的大手压制因为边际效应递减造成的劳工成本的抬升），那么这一套就必然在世界下一波的产业转移中（中国→东南亚和印度）开一个非常坏的头，并造成世界市场的恶性竞争和劳工权益倒退一百年的结果。

但对于左友们来说，在一个走了四十年成熟的威权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中国，如果是搞传统欧洲中左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社会显然国情上完全不够。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和本就内需不足的国家，如果因为劳动力价值的抬升而导致政府开支大增和去工业化显然会出现拉美式的左翼民粹和右翼军政府之间的政治波动，而搞先锋队----无产阶级专政模式，20世纪的历史也摆在那，你也没有道理让后现代社会下的中国再走一次这种道路或者绞尽脑汁摸索个不让先锋队腐化的路子。并且我认为早期毛时代中国之所以能够推动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彼时中国不及黑非洲人均GDP的一半以及无法解决普遍性的饥饿问题是相辅相成的。而把这种模式放到今天市场外贸经济高度成熟的中国会是怎么样的结果？我无法想象这样的社会会多么不稳定。而搞安康的话，除了当今墨西哥的一些社区也没有先例，更何况中国是一个民族主义叙事极其强劲的国家，很难使得一般人认同民族国家最终会到共产主义阶段消亡这样的叙事。因此，安娜其和中国本就先天合不来一块。

所以因此，我觉得哪怕左友们不认可资产阶级民主，也至少不应该反对他，因为第一他有从威权资本主义转型自由资本主义的先例（台湾南韩模式），第二他是后发国家最快实现工业化最好的渠道了（苏式工业化在20世纪都没走出个好路），第三是实现了广义民主至少也能让左友们有了发声的渠道能够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让自己有用武之地。总的来说，我认为国内无论泛左还是极左，都应该深刻考虑这个问题了。

奇思妙想系列是鄙人开始的一个新系列，用于放一些未经证实的本人幻想的一些if形故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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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威权主义取代民主代议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且马列主义的外衣不再被中共所需要，欧洲和日本会发生右翼转变，整个东亚会被中国整合
2.客观上不再需要和日本与西方的敌对来激化民族主义，相反由于需要拉拢东亚会弱化中华民族叙事甚至走向泛中华主义（越南 日本 朝鲜等民族会成为泛中华叙事下中华民族的远亲），台湾 蒙古国 冲绳等地区被“和平吞并”，利益冲突较大的澳大利亚和印尼退守马六甲海峡外，美国退守美洲，欧盟极大概率会解散，拉美受中共意识形态输出可能会退化到庇隆主义时期（军政府威权阶段）
3.除了安康和毛左能在一些欠发达国家保留土壤，各路左翼应该会几乎退出历史舞台（陷入最低潮），劳工议价和工人运动将严重倒退，“低人权优势”和负福利模式会成为主流，除了北欧和瑞士暂时鞭长莫及，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都会面临是否转型的难题
4.证明了威权资本主义和后发工业化道路是完全可行的且不需要民主转型和自由资本主义转变，所以中共的红色权贵和大资本家之间会迎来和解（比如马云许家印等），某种程度也促使印度和东南亚的工业化。
5.由于中国在三十年发展中一直占据了制造业大生产的龙头，中国（人民币）会迅速完成国家金融化阶段，从而转变为金融国并一定程度的去工业化，东南亚和印度成为下一波产业转移承接者
6.技术反动主义开始大行其道，未来新技术的进步也会极大适用于威权社会的强化中。
7.中共会取代俄罗斯当今的生态位成为保守主义的最大灯塔
8.由于低生育率的持续影响，东南亚和拉美很可能会是中国未来劳动力重要来源，并且由于低人权国家特性，很有可能是东南亚和拉美等欠发达国家年轻人被拉到中国东部地区“半强制劳动”
9.旧帝国主义被新帝国主义取代，而中国会成为资本主义与新帝国主义下最坚挺的一环
10.由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老大，消费和内需的平衡会被极大缓解，当今的经济困难会被大幅度缓解，所以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会迎来一个新的黄金三十年（劳工虽然996且无言论自由，但月薪三千增长到月薪八千还是足够的），中国会成为社会结构相对而言最畸形的中等发达国家。

人权，即个人的基本权利。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权的发展也历经若干阶段。因此笔者写下此文，来详细论述人权的阶段问题以及为什么说“前工业文明无人权”的观念。
我们知道，在近现代以前，人类社会的整体尚还处在愚昧和野蛮的状态。在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中记载，假若理发师剃掉了奴隶的奴隶标志，那么他的双手将会被剁掉。因此，“倘人以毁人之骨，则毁其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到了古罗马时代，奴隶制度进一步的发展，使得奴隶为奴隶主的取乐和服务方式更加多样。虽然奴隶有赎回自由身的能力与选择，但奴隶承担的义务却反而更加深重。于是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奴隶起义开始变得非常频繁，虽终被镇压，但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到了十字军东征时期，由于宗教之间的敌对态势，在工业文明以前，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和社会阶段的落后，个人的权利被统治集团大大的制约了。诸如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后，就有大量的战俘和异教徒被当做奴隶贩卖乃至处死。此时，无论是中国亦或是西方世界，都处在这个对个人权利的无视与蛮荒状态中。因此，我认为在工业文明时代以前，所有带有人权问题的屠杀 镇压 种族矛盾等都是应当忽略的。
公元16世纪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古典资本主义刺激下殖民主义的扩张，对于被征服者与蛮族的人权问题也被摆上了台面。于是，西班牙就美洲被征服印第安人尤其是转变基督教信仰的印第安人是否有同等于欧洲殖民者的人权问题开始了第一次激烈辩论。及至18世纪，随着美国的建立，对于印第安人与土著权利的问题也来到台前，最终美国人给予了印第安人及弱势群体3/5的选票权利——这一变化就像是罗马共和国从有限罗马公民权到中后期对整个亚平宁半岛的公民权的覆盖，也是工业时代以前近现代以来的人权观的转变。
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产生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对人权的需求开始有了非常大的增长。而这一次的增长，不仅是族群与族群之间的需求，更是阶层与阶层之间的。1832年，英国允许大量工商业资本家进入上议院，将代议民主制的范围进一步扩充，开辟了人权在政治制度上的赛道。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签署了解放黑人的法令，美国黑人正式开始了融入美国族群，开辟了人权在族群和反对制度性 歧视的赛道。1871年，普鲁士王国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帝国。时任帝国宰相的俾斯麦首次提出了社会福利的观点，并将之运用于全体德意志公民，以维护帝国的专制制度。然而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这种专制福利模式却是坚决反对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应具备基于制度性的基础人权保障，即：社会整体的民主与自由环境。因此可见，人权是社会性的，也是随生产力发展必然诉诸需求的，它不是神或者某个伟大人物的授予，而是公民社会下的必然结果。
自冷战以来，人类已经经历了四次工业革命的洗礼。在世界高速全球化的今天，基于工业化和生产力的增进带来的人权诉求已经来到了越来越高的水平线。在美国，由于族群多元化和英美撒昂族群在美国绝对比重的下降，文化多元的呼声也提上日程，于是最激进的多元文化需求如跨性别 lgbt black-lives-matter等在美国正如火如荼的正在发升；在伊朗，宗教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伊斯兰文化正在快速式微，对宗教警察与伊斯兰保守主义的反抗正在促使他走向更好的道路上。在两百年前，人类基于生产力的主要诉求还是解决普遍性的饥饿，在一百年前，这个诉求已经提升为保障基础生活问题，而在五十年前，是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保障，而在今天，是满足娱乐 医疗 教育 健康等一系列高层次的人权诉求。可以看到的是，当今，欧美已经实现了基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人权需求，并在适合本国国情的前提下，正快速在文化和思想上实现人权的新方向。
1980年以来，我国已经解决了普遍性的饥饿和贫困问题，并从人均GDP不及撒哈拉以南非洲一半的水平增长到罗马尼亚到匈牙利的水平，满足了绝大多数人基于经济发展的人权，但基于制度性的人权还尚处举步维艰的阶段。如果说三十五年前，我国的国民还不具备实现民主的素养与对应匹配的经济水平，今天已经来到发达国家门槛前的中国已经离之不远。那么未来我国的人权会以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我认为这将是“历史的拐点”，是红色贵族与威权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矛盾。从世界范围来看，只有实现了广泛的民主代议制，我们才能获得基于制度性的人权保障，就如同光州事件下的韩国，如同1988年的台湾，如同罗马尼亚处决齐奥塞斯库，如同今日的孟加拉。于是有的人或许会问：五六十年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出现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与普遍性饥饿时没有人反抗与变革，是否证明中国人具有所谓奴性或者民族劣根性呢？需要知道的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生产力与经济水平是极度低下的，所以国民的认知和人权诉求水平处在非常低的起点，而今天我国国民的诉求已经来到了很高的节点。就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所言：诚然，一个英国普通公民的财富水平远不如英国国王，但他一定要比非洲酋长来的多得多。因此，我认为，实现健全的民主代议制，是我国人权的必然诉求。35年前的六四事件中，我们还没能来到这一阶段，而到今天，这也必然提上日程了。

“国强民弱，国弱民强，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商鞅《商君书》
在《战国策-楚策》中，曾记载这样的故事：在战国中后期，由于一连串的外交与军事失误，楚怀王在与秦国外交中被扣留。公子横得知了楚怀王被秦国扣押消息以后，急匆匆的打算从齐国回到楚国成为楚国的国君，就告知了齐王。结果，齐国国君齐闵王却藉此敲诈太子横，要他答应给出东部500里土地才能放行。太子横同意了齐王的要求，并回国即位为楚倾襄王。可是太子横一回到楚国，齐国马上派使臣过来要接收土地。太子横不想给，但是君王毕竟是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于是，楚顷襄王就召来大臣们商议对策。首先是上柱国（楚国的最高军事统帅）子良，子良告诉楚王，君王就应一言九鼎，既然答应了齐王，不如先给齐国土地，我再带军夺回土地。其次是昭常，他告诉楚王，所谓万乘之国，就是拥有强大的军队和土地，给了土地，那么楚国就没有万乘之国的实力了，所以愿意帅军誓死守卫土地。最后是景鲤，他说，大王既然答应了齐王却又不想给，那么一定会在天下诸侯面前失去信义。不过我愿意前往秦国请求秦军帮助。楚王把这三个人的计策都告诉慎子，采用谁的好。慎子回答：大王您同时采用三个人的计策——先让子良告诉齐王同意给五百里土地，再让昭常为大司马带军守护东地，最后让景鲤去秦国求援，这样就可以保住五百里土地而让齐国无话可说了。楚顷襄王按此做了，果然，齐王听了昭常的话，派人接收土地，但是昭常却告诉使臣自己和东地共存亡，激怒了齐王，齐王决定发兵攻伐楚国东地。这时，秦军却来到了齐国西边，告诉齐国：你们扣押楚顷襄王，是不仁；索求土地，是不义。如果齐国要执意攻伐楚国东地，就等著和秦国决战吧。齐王害怕了，退兵不再动楚国，楚国保住了东部五百里土地。由是观之，在复杂的博弈中，弱势的一方只有在与强势一方的周旋中站稳脚跟，才能获得想要的结果。所以，放之个人，如何与强势方的考量就颇为重要了。放之时政领域，更是在各种不同立场中相处极为重要的事。
那么怎么在强势与弱势中，保持均衡并且得到其他不同族群和不同立场的人的共识呢？诸如某天，我加入某个组织或者结识某一群的好友，我又要怎么尽快的和对方达成共识呢？而这，就是笔者所讲到的强弱论。
现在，我们将我方与对方分为强势一方与弱势一方。这个强势与弱势，即是实际力量的对比，也是自身能够拥有力量的对比。例如对方是个国内建制派粉红，而我可能是个左翼或者是其他什么，那我显然的处于“基于意识形态力量”的弱势方；而假如我是中国人，而对方是个港台人或者其他海外华人，那我就是处在“基于整体力量”的强势方。因此，强势方和弱势方之间的达成共识，也是一种对于力量对等化需要的结果。
那么，在实际过程中，要如何操作呢？我认为：强势方重态度而轻立场，弱势方重立场而轻态度。现在，假如笔者sunrise作为一个香港人，假设对方是一个中国人，我要怎么在不知道立场的情况下让我们两个人达成共识呢？首先，我所能知道，香港面对中国，不仅是弱势方，还受限于强势方。当受限于强势方的时候，则对方就需要拉拢强势方的一部分人来为你所用，以此来增强你的力量台湾人和香港人的不同性在于：前者虽然是弱势方但并不算特别的弱势，是有西方自由世界的保障的，所以受限于强势方并不严重甚至很小；而香港人不仅是弱势方还是受限于强势方的弱势方，你的发挥空间非常小。对应在强弱论上，台湾人虽然弱势但不至于受制于人过多，而香港就完全不是这样了，你在国安法下怎么都会被限制。所以，香港人理论上更应该需要中国人来支持和帮助才是正解，你就更应该表现出对中国国内同一战线人物的拉拢了。就像是伊拉克人对友好的美国人让他们美军滚出伊拉克，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你伊拉克相比于美国你太弱势了，你越是弱势就陷入被动，越不能让对方完全认可你的所有的主张。
所以如果我是香港人的话，我会首先降低我的立场，例如我要是一个黄丝/香港本土派的话，我不能上来就把我的门框放在必须要香港独立这个位置，由此造成大量可能偏向中间亦或是民族情绪比较重的国内人因此而失去对我的支持，而是先表示更多我对中国和香港的民主认同和民族认同。由此，我把我的立场降低，确保对方更能认同我。因为我是弱势方，我的立场一定不能激进，否则会导致强势方的完完全全的现在我的对立面，成为我的敌人，这样就会维持一个颇为不利情况。所以，这样就能拉拢强势方的一部分人来支持我。但是，如果对方是一个明确亲共明确不会和你合作的人（诸如对方明确就是个中国国内的建制派粉红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对他下逐客令，你就要强调你的反共立场把他劝退。由此，确保这些人成为你的敌人由此，就能够拉拢盟友来对付自己的敌人了。
那现在，如果角色互换一下，结果又如何呢？诸如我作为一个国内人，而面对对方一个香港人。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强势方面对弱势方，就要重态度，先摆出自己的态度，再把立场的线放宽。举例来说，现在我sunrise就可以先摆出我的立场，也许是泛左翼，也许是自由派，又或者是其他。那么对方此时可能接受也可能不接受。如果不接受，那么这个时候我把态度放低。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小问题，或者说先去达成一个反共共识，在深入小问题。这个时候也许对方是倾向独派，也许是蓝丝，再也许是其他什么，后面也可以就这些问题深入说说，变相把门槛放高。激进本土派和中国建制派是处境不一样的，中国建制派虽然或许弱智，但是他们不会影响到中国上层社会和政治精英的观点和判断，但是本土派是会的。你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更应该把那些低级人完完全全的排除掉才行。因此，尤其是弱势方最为忌讳的就是重立场又重态度。回到前面的利益，我要是作为港人那应该是向中国人表达你们的民主诉求为主，而不是说，你希望中国人永远都是支那奴隶死几亿人都是傻逼等等等等，这显然是把对方逼到对立面的做法，是一定不可行的。
强弱论的本质，即是如何在完全不同的族群与立场中实现团结的价值。在现实中，可以说是个人 群体政党乃至国际外交的一个重要判断形势，在实际交流中也颇为重要。